1915年，张闻天15岁时，考入吴淞水产学校。据说因无法适应海上作业，他于1917年夏转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五四”风潮传导于南京的时候，张闻天是投身其中的积极分子。6月23日，报道学运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办，张闻天与同窗好友沈泽民成为该刊的编辑科科员，即主要撰稿人。这是张闻天走上文学道路的发端，他在这份八开小报上发表了近30篇“随感录”和“杂评”。期间，张闻天切身实行了当时流行的“三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婚姻)主张。脱离已学习两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投考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被录取。但两个月后，他自认理论准备不足，就离开了“日间习法语，晚间习工艺”的留法预备科，潜心自修哲学。1919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成立分会，张闻天与沈泽民即是其会员。据左舜生回忆:
民国八年(1919年)开始和他(指张闻天)交往的时候，他和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正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读书。“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民国七年，我在第二年便已加入，其时我在同学黄仲苏的南京家里为他的几个妹妹和两个小侄女补习国文。张、沈两位知道我是“少中”的会友，也许还在《少年中国》月刊和上海《时事新报》见过我的文字，因而未经任何人介绍，便一同来看我。我和他们经过几度见面和谈话，觉得他们研究的虽是河海工程，但中英文都不错，对文学的兴趣很高，对他们的印象确实不坏，因和(黄)仲苏商量把他们介绍加入了“少中学会”。
闻天在河校毕业(此说法有错，张并没在河海毕业——笔者注)后，便结了婚(张在河海读书的1918年，父母以家里缺少劳力为由，包办了婚姻，对象为邻村的一位卫姓女子——笔者注)，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太太和小孩，住在上海对面南汇的家里。闻天进中华(书局)以后，便一直和我在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一房，我不曾见过他回家一次。有一天，他的太太抱着小孩子来找他，闻天立刻逼着她回去，她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落在怀里孩子的头上，但闻天无动于衷，这可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对自己婚姻不满的态度。
当闻天和我同住的时候，他急于要找到一个新的对象，对吴淞中国公学一位四川姓文的女生，和当时一位美名噪于一时的毛小姐，他都下过不少的功夫，可是两者皆无成就。
由于脱离了家庭，张闻天失去了家里的经济支持，便同沈泽民等一道，住到华山路上蔡锷闲置的一处叫“松圃”的宅子里，试验一种“少年中国学会”倡导的工读互助生活。主要是校对、出版“少年中国”旗下的《少年中国》(1919年6月创刊)、《少年世界》(1920年1月创刊)，业余时间用来读书与著译，靠卖文维持生活。其在《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发表有时评、散文、诗歌、通信等。
这种生活约持续了半年，在又一波“出国潮”中，他与沈泽民于1920年7月东渡日本，自学社会科学。并与“少年中国”会友田汉、郑伯奇(后来的创造社元老)及五四运动健将康白情等文学青年多所交往，这也刺激了张闻天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
但仅仅半年，也就是在1921年1月，张闻天与沈泽民又一同回到上海。约在3月底，张去杭州西湖边的智果禅寺自学，沈泽民则到芜湖教书。张一边自学，一边翻译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等外国作家及作品，并因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泛爱哲学等，与沈雁冰、陈望道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生过短暂的论战。
不久，张闻天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据左舜生回忆:“民国九年春天，我加入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任新书部主任，不久张、沈在南京毕业(此说亦有错——笔者注)，我便把闻天介绍进中华书局，和我同事。民九以后的几年间，在我这一部有四个同事，后来都变了共产党员:一、闻天，二、田汉，三、李达，四、何叔衡……闻天在中华书局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书名已忘)，我看过原稿，内容写一个青年和他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文字非常尖锐，这可看出他当时思想的一斑。后来(时间在民国二十年以前)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曾以训令方式，通知上海各书店，一次禁止了两百种以上的新书，单我在中华经手出版的，也在20种左右。闻天这本小说，和田汉的一本《咖啡店之一夜》的戏曲集，都在禁止之列。”
张闻天对外国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译介，引起了远在美国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注意，并因之由康白情、孟寿椿邀请他到美国旧金山担任《大同报》的编辑。
1922年8月20日或21日，张闻天从上海乘“南京号”前往旧金山勤工俭学。他白天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图书馆自修，晚上则去旧金山唐人街的《大同报》馆工作。报馆所给月薪仅40美元，且常拖欠。为了生活，张闻天有时不得不压缩在图书馆的时间，到餐馆洗盘子挣钱。1923年，张闻天翻译出版了西班牙剧作家倍那文德的《热情之花》、《伪善者》，俄国剧作家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意大利剧作家邓南遮的《琪娥康陶》、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等。这一年的年底，他于1921年译毕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笑之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于当时的生活，张闻天在给郁达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除了做工半天外，坐在图书馆里情愿永远不出！因为我觉得只有那里的空气比较温暖，比较令人麻醉，一出了那门，我就颤抖，我又觉得我又走到人生的末路！”
1924年初，受朋友接济生活困难的张闻天结束了在美国的勤工俭学生活，乘坐“林肯号”邮轮返回上海，继续担任中华书局编辑，并开始文学创作。这年的四五月间，张闻天同时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
《旅途》的主人公是一位参加过五四运动、名叫王钧凯的青年工程师。他在朋友默君的家乡养病期间，与朋友的妹妹蕴青坠入爱河。但因两人均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身，而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为摆脱恋爱带来的痛苦，王钧凯远涉重洋留学美国。在美国，王钧凯接到蕴青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为不违父命，她将出嫁，肉体给了别人，但灵魂永远与凯哥在一起。接信后的王钧凯病倒了。美国朋友克拉夫妇伸出了援救之手，他们的独生女安娜却爱上了在家中养病的王钧凯。安娜宽慰王钧凯要“享受人生”，王钧凯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无法与安娜契合，就拒绝了安娜的爱情。在克拉家的舞会上，王钧凯爱上了气质脱俗、思想激进的玛格莱，这直接导致了安娜投河自杀。安娜的死促使王钧凯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他与玛格莱约定一同前往中国参加革命。不幸的是，临行前玛格莱染疾死于芝加哥。王钧凯只身回国投身反军阀、反外国联军的武装斗争。在一次战斗失败、避居农家养病时，蕴青赶来看望，鼓舞王钧凯继续战斗。最后，王钧凯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青春的梦》可以称作《旅途》的姊妹篇。在《旅途》中没有出路的爱情悲剧，张闻天在《青春的梦》中给出了答案。剧中的主人公许明心身上有着张闻天浓重的影子，他不满包办婚姻，离家两年不归。两年中，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到过上海和日本。1921年春天，身心疲惫的许明心回到家中。居家期间，许明心与过去的同学、现在的南京女子大学学生徐兰芳产生了爱情。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在妻子投河自尽的关头，许明心毅然带着徐兰芳离开家庭奔向了自由。
因张闻天潜心创作且鼓吹革命，招致中华书局主持者的不满，他不得不在1924年秋天辞去了编辑职务。
1924年10月，张闻天受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邀，入川担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在女二师与兼课该校的中共四川特派员、《新蜀报》主笔萧楚女及另一位中共早期活动家杨闇公相知相交。不久，重庆的旧势力以张闻天“提倡自由恋爱”有伤风化将其排挤出女二师。随后，张闻天转去川东联合县立师范教授国文。他帮助学生成立“新生学会”，并主编《南鸿》周刊，继续发表文章向旧势力宣战。旧势力要驱张，学生则要留张，最终酿成川师学潮。1925年5月，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勒令张闻天与萧楚女、廖划平离开四川。张闻天先在杨闇公家躲避，后即回上海。经过黑暗现实的教育，张闻天决心放弃文学革命投身社会革命，遂立即投入到“五卅”运动中，并在这一年的6月，由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时，张闻天创作了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他告诉母亲这是他的再生，他将“冲到人生的战场”“创造人生的真意义”。不久，张闻天接受党的指派担任苏州乐益女中国文教员，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0月，中共又派遣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任教和学习。从此，张闻天走下文坛，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艰难“旅途”。
(责任编辑：周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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