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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我心中的参天大树 

——罗瑞卿大将长子罗箭回忆父亲

 

正月里，北京，微寒，在安慧北里安园，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区，《祖国》杂志社的记者一行如约前来拜访一位老人，刚到楼门口，老人已然在阳台等候，并不停地向我们挥手，他看起来那么儒雅、温和，如同一个文职老兵，眉宇间透着矍铄和英武。

他就是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子罗箭。

罗老的家整洁有致，坐在黑色沙发里，一缕冬日的微芒，淡扫在客厅的中央，感觉暖暖的。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这样的访问，当提及罗瑞卿大将，坐在我们对面椅子上的罗老，淡定又平和，他微笑着对我说：“那我们就聊天讲故事吧！”我说“好。”于是在这样的从容轻松中，罗老兴致而谈……

一次致命的受伤

“父亲曾是黄埔军校六期的学员，后在朱、毛红四方面军担任军政委，此后一直在战场带兵打仗。父亲搞公安工作是有历史渊源的，跟他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受过的一次重伤有关。”

出生在地主家庭的罗瑞卿，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有志青年。

当年，还是共青团员的罗瑞卿听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就毅然报名参加考试，成为黄埔六期的学员。当时，武汉分校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为了响应南昌起义，这个军校就往南昌赶。不巧到了九江，部队被扣住遣散了，只有陈毅元帅带着一小部分继续往南昌走。而罗瑞卿就在被遣散之列，几经辗转之后，他找到上海的党中央军事部，后他被派往闽西，于是他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后来这个部队被收编到红四军。就这样，罗瑞卿怀着一腔爱国报国的热忱，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据罗老回忆，时任红四方面军军政委的父亲罗瑞卿，是在江西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负伤的，父亲个头大，目标明显，他占着山头指挥部队，敌人的机枪从山下面打上来，一发子弹从右下颌打进去，从左边太阳穴下面打出来，打到的地方是个动脉血管。

当时红军有一个医生，叫叶青山，拿着一个银元按在那里，拿绷带缠起来。伤口感染了，得了大叶肺炎，看伤势实在严重，就说给他做棺材吧。父亲迷迷糊糊的，听两个人讲，这个人个子高，估计棺材要大一点。他心里想，可能是在说他。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连毛泽东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都不去报到的人”。殊不知，这是罗瑞卿同志指挥打仗以来唯一的一次受伤，但也是一次致命的伤。好了以后，因为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他的嘴始终张不开，吃饭讲话给人印象都是咬牙切齿的样子。所以这次大难不死也让他得了个“咬牙切齿”的外号。这也是人们说他很严肃、不爱笑的原因，其实不是他不笑，是他不能笑。

罗老说：“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围剿时，患大叶肺炎的罗瑞卿依然还只能躺在医院里，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战事，伤势稍有好转，便立即要求奔赴前线。

主席考虑到他的伤势，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时，将他调到一军团当保卫局局长，任务就是粉碎敌人的暗杀活动，保卫首长安全，同时保持部队内部的稳定，防止俘虏兵叛逃。

于是从1933年起，父亲历经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直到后来到达延安。

当时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倡议下，在延安成立了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抗大，这是红军建立的自己的黄埔，当时毛主席说：‘要建立这样一个学校，一要有一个好校长，二要有一个好教务长。’就让林彪担任校长，主席十分佩服当年武汉黄埔时的邓演达，鉴于父亲口才好，语言能够鼓动人心，被部队同志称为红军里的‘邓演达’，于是后来父亲便被任命为抗大的教务长。”

长期以来，他始终肩负着艰巨而复杂的安保任务，所以才有了建国后，毛主席亲点罗瑞卿同志为公安部部长的不二人选。

“还是想亲自上前线”

主席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49年初，解放在即，毛主席筹备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当时在罗荣桓元帅的推荐下，推荐罗瑞卿担任共和国公安部长，毛主席连连同意。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在指挥部队解放太原后，正准备从太原继续南下挥师远征，毛泽东便致电罗瑞卿“把你的工作交给其他同志，速到北京来一叙”。

还一无所知的罗瑞卿，从太原前线到达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我们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了，毛主席点了你的将，调你回来，让你出任公安部长。”

罗箭回忆，“父亲当时说‘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呢，我还是想去前线带兵打仗。’因为当时江南和西南、西北大片土地还未解放，父亲戎马一生，即将看到胜利的时候，是非常欢欣鼓舞的，他希望自己亲自参与解放全中国。当时华北的三个兵团，中央决定调拨给彭德怀和贺龙领导，解放大西北。我父亲当时考虑比较多的是怎么样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但是突然主席一个电报把他叫回来，让他当公安部长，一方面他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另一方面他还想亲自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的大战役。他就说，我觉得公安部长的人选李克农同志更合适，我还是打仗去吧。总理讲，你不要再说了，这是主席点的将，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任务，你有你的任务。主席听到了，就问：‘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想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需要各方面的人，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我父亲就再没提这个事，走马上任，把公安队伍组建起来。”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这个一切尚在起步、百废待兴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给国家的公安队伍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便是我们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像罗老所说：“那一辈老革命家，都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只要上面定了的事，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事。工作上从来都是我要承担更多，我要完成更多，至于对自己的奖赏，自己的级别，很少考虑。这便是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特点，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和弟妹是不能和父母一起吃小灶的。那个时期几乎很难见到我父亲，偶尔周末能和父亲一起吃顿晚饭，那就是全家人最高兴的事情了。”

罗老提起建国初期对父母亲的印象，那就是忙，特别忙。

“他们那时的生活规律就是，母亲每天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公安宣传部上班，父亲坐车去上班，父亲几乎总是早出晚归。我们来到北京以后，平时都是住校，只有周六才能回家，当时都是供给制，我和弟妹的供给关系一直在学校，暑假领了伙食费回家，再就把钱交到大灶上。”他笑着说：“我和弟妹是不能和父母一起吃小灶的。那个时期几乎很难见到我父亲，偶尔周末能和父亲一起吃顿晚饭，那就是全家人最高兴的事情了。”罗老说。

“新中国建立后，新成立的公安部属于中央军委管，当时中央抽调一部分野战军组建公安军，父亲同时担任公安军司令兼政委，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兼管辖北京地区的治安稳定。”

据罗老讲述，当时组建北京市公安局时，除了把上层换掉，其余大部分在基层的旧警察，尤其是户籍警，都被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熟悉地形，对周边管片了如指掌，所以对旧警的改造就需要做很多工作，再加上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治安防暴任务……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局面，对于父亲而言，不仅任务繁杂，压力也非常之重大。

当时北京是和平解放，留下了一大摊子的事情，需要消灭、重建和改造。解放初期国民党留下了许多潜伏特务，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

罗老说，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

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和流氓阿飞活动。

另外就是禁毒，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

北京的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我父亲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一场结束二千多年恶俗的封闭妓院大战就此开启。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我父亲用打仗的办法来指挥行动。首先是包围，先派人在妓院周围形成包围圈，由便衣和民警实施戒严，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登记在册，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罗箭说。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他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他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

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

为保卫毛主席，50岁学游泳

“这些事成了我父亲心中的重担。当时他最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主席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这不光是跟的问题，好多事情他事先都要做好的。”

1929年3月，罗瑞卿从上海到闽西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后不久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相仿的罗瑞卿问到：“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年代，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老说：“主席曾多次跟我父亲谈话，说公安部负责社会治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中央首长的安全，主席讲了苏联的例子，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列宁被刺杀，还有基洛夫等重要的政治局委员，我们国家决不能出现这样问题。主席的这句话，对我父亲来说压力是最大的。”

然而，建国初期还是遇到了两件事，一件是陈毅在上海遇险，另外一件是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

“这些事成了我父亲心中的重担。当时他最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主席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这不光是跟的问题，好多事情他事先都要做好的。”

每年的五一、国庆游行也是罗瑞卿最忙碌的时候。那些活动毛主席都要参加，父亲时刻都要站在毛主席身后，负责安全保卫。“警卫工作进行详细周密的准备好了之后，我父亲才坐着车到中南海请主席，陪主席上天安门。所有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

1959年6月，毛泽东去长沙，要游湘江。“父亲不会游泳，但为保卫毛主席，他在50岁时学会了游泳。”

“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紧张一辈子，但是从没听父亲说过。”罗老说。

“72岁，要当27岁过”

“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他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历经文革的离乱，一批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陆续被解放出来，罗瑞卿名列其中。

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他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让司机减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

“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他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然而，罗瑞卿在文革时期致残的病腿，病情却越来越严重。“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我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医院陪守。中央决定让父亲去西德手术治疗，他也决心一定要治好腿。”

可就在德国波恩时间1978年8月2日12时手术成功之后，罗瑞卿却因心肌梗塞不幸逝世。“去德国治腿是我母亲陪着的。我们在北京，使馆发回的第一个电报告诉我们手术成功，父亲已经醒了，没多久打电话又告诉我们，父亲去世了。”

40岁的罗箭，尝到了丧父之痛。

说到此，72岁的罗老仰面凝思，一幅父亲的黑白照就挂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墙上，他们父子在关切中相互注视，也许在罗箭的心中，父亲从未走远。

罗老曾这样描述自己和父亲：“父亲很伟大，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我就像树底下的一棵小草。大树为小草遮风挡雨，也挡住了它的一些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