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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在历史上佛教传播过程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而进行的，未曾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动战争。中国佛教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爱教始终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佛教传入中国的二千年历史中，在净化社会人心、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逐渐被消化吸收成为中国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早期的佛经翻译家都是来自印度或西域的僧人，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始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此后，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们梯山航海，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西行求法。这种为法忘躯、勇猛精进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一、“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不畏艰险西行求法

       佛教中的伦理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戒律学体系中。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戒”音译为尸罗，是出家及在家信徒所应遵守的戒规，强调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律”是梵语优婆罗叉的意译，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戒律”并用，就是维持佛教教团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中国戒律的传入，始于昙柯迦罗。魏嘉平中（249-254）昙柯迦罗来至洛阳（一说魏文帝黄初三年，即222年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1)。至魏少帝嘉平二年（250），译出《僧祇戒本》（《僧祇戒心》）一卷，敦请梵僧建立传授比丘戒的羯磨法，此为中土受戒度僧之始。此外，康僧铠曹魏嘉平四年（252）至洛阳，于白马寺译出《四分杂羯磨》一卷，昙谛译出《昙无德羯磨》等。此后西晋竺法护译《比丘尼戒》，前秦昙摩持和竺佛念译《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前秦道安大师（312-385）对律本的翻译非常重视。他在襄阳时参照已有的戒律制定了《僧尼规范》，据《高僧传》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2)但他曾经感慨“三藏不具，以为阙然”(3)，认为翻译者对律藏“考校者少”(4)。由于律藏的不完备，影响了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东晋十六国时期掀起了律宗典籍翻译的高潮，很多重要的律藏典籍都在这一时期传入。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人，也是有史记载的到达了印度本土并且取经而归的中国人，他西行求法的目的就是寻找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律学典籍。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郡人（今山西省临汾西南）。父母担心他会夭折，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严持戒律，仪轨整肃。法显在长安时，“慨律藏残缺”(5)，即慨叹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律藏尚不完备，“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从而立志西行寻求。

       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以愈花甲之高龄，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同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一行共十人，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走过沙漠，于401年到达于阗。在此期间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高昌，只剩七人同行。法显曾记载过戈壁沙漠时的情景：“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由此可见其路途艰险。

       法显等人从于阗翻越葱岭进入北印度境内，南向渡过新闪河（印度河），经乌苌国、犍陀罗卫、泰义尸罗到达弗楼沙（今白沙瓦）。此时宝云等三人已返回中国，慧应于途中病故，慧景在翻越小雪山时冻死，最后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再向南行到跋那国，渡新头河，进入中印度的摩头罗国。法显在印度游历了僧伽施、舍卫城、毗舍离、巴连弗邑、那烂陀、菩提伽耶、贝纳勒斯等佛教胜地和历史名城，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又返回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住了三年，学习梵语和抄写经律梵本。

二、身处异乡，心系祖国

      在中天竺时，和法显同行的道整“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法显始终不改初衷，坚持自己本来的愿望，即令戒律流通汉地，所以毅然独自继续南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国（今加尔各答），继续学习、抄经和画像。(责任编辑：周静)